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同于原生代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有生力量，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不断破解瓶颈制约，努力实现健康发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现状

　　1.向大城市集聚渐成趋势

　　农民工向少数大城市集聚，存在就业和工资的空间不均衡。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表现为“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即从农村到城镇，从农业到非农业，从中西部迁移到东部沿海地区。规模庞大的农民工输入地的就业、医疗、交通、住房、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户籍限制，农民工无法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存在超时劳动、拖欠工资、无劳动合同、非正规就业、参保率低等问题。

　　2.由个人迁移向举家迁移方向转变

　　在户籍管制和落户门槛下，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难以达到随迁子女入学条件要求的“稳定就业、稳定住所、连续就读”的高门槛。妥善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和教育支出是现阶段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径和关键问题，要全方位保障农民工“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

　　3.同城不同酬现象严重

　　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正稳步推进，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职业间和行业间仍然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并不大，存在“粘地板效应”，而城镇职工工资是农民工的两倍，存在“天花板效应”。农民工往往从事生产服务等低收入岗位，难以晋升到管理岗和技术岗等高收入岗位。

　　4.生活成本支出成为重负

　　人口规模大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在资源配置、人才优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更具优势。中国流动人口向行政层级高的城市集聚的趋势不断加强，住房价格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异非常大，多数人集聚在少数大城市。尽管大城市工资水平更高，但不足以支付农民工在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更强烈。

　　二、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对策建议

　　1.缩小城乡间的福利级差，推动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地区间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差异，均为农民工迁移的重要制约因素。为创造更为便捷的要素流动环境，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支撑，缩小城乡间和区域间的福利级差，打破阻碍市民化的户籍墙。加大对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大中小城市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动态调整地级市、县级市的财政机制，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待遇和公共服务的问题。

　　2.户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中央统筹成本分摊机制

　　农民工进程的目标已从最初单一的增加收入，到提高福利待遇，最后上升为城市融入的市民化需求。要满足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要，根据生存工资标准来制定各地最低工资线。从工资待遇上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服务和教育资源等方面的需求。完善居住证的功能，逐步建立以身份证为标识、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使居住证持有人平等享有城市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险、计划生育服务、临时性救助的全力。

　　3.推动差异化的落户政策，匹配农民工劳动力技能

　　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使流动人口享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让劳动力在共享、匹配、学习中获得工资溢价。应当在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实施差异化落户政策，为稳定就业5年以上的高技能劳动力和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落户条件。为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认提供科学依据。

　　4.推动城市行政制度改革，完善财权事权匹配机制

　　行政层级高的城市，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更多，优于普通地级市。推进城市行政区划改革，完善财权事权匹配机制。针对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带动能力强的特点，为中心城市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预留空间。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最大化农民工收益、最小化迁移成本，强化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的迁移政策，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城市间、区域间的合理均衡分布。

　　5.提升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匹配市民化能力和意愿

　　工资过低容易导致员工的频繁离职，不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保持稳定性，反而会大幅提高职工流动带来的成本。需要科学测算农民工在不同人口规模和行政级别的城市间的收支差异，让农民工的工资足以支付生活成本，市民化意愿匹配市民化能力。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出现“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农民工要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职业素养、生存能力，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来提升市民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