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金融开放这个主题，我想强调两个观点：首先，经济开放政策非常重要，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国家政策向内转；其次，下一步还要稳健推进金融开放。虽然开放会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但一味追求稳定也存在效率损失问题，金融开放要平衡开放和稳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二选一。

　　如何理解双循环时代的开放

　　我们当前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开放政策应该是重要保障。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有人对此有误解，尤其是引发一些国际投资者的猜疑，感觉中国的政策趋势是不是会更多地向内倾斜。

　　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双循环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去看，应该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解读。国家重视国内经济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将来只做国内的事情，跟国外隔绝。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解释这一点：如果把每个国家都比喻为一艘船，大家都在使劲地往前开，尽管有些船比较大，有些船比较小，有些比较落后，有些比较现代化，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发展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去四五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很多船都是绑在一起使劲向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搭上全球化中的快船。快船在前面加速跑，我们作为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要赶上去，就可以既用自己的桨使劲往前划，同时也借力国际大循环，搭上欧美这些快船，好比用一条绳子把它们的船和我们的船挂在一起往前跑。

　　40年来国际大循环为主这套办法应该说很成功。现在的问题在于，走在前面的国际快船的速度在不断放慢，而且老有人“砍绳子”。这样一来我们还要不要一直挂着？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个人的理解是，国内大循环目的不是将来与欧美的快船们脱钩，变成我们自己往前走，最终目的还是要大家一起走。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努力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做得好，中国将来会是带大家一起往前跑的那艘大船，或者是大船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经济开放政策有两层重要含义：第一，我们要想做好国内的事情，必须坚持开放，完全靠自己是做不起来的，至少不是最有效率的。第二，只有保持开放，我们将来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能是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才能带着一大批船一起往前走。我不能确定将来能否带着欧美一起走，但是起码可以和“一带一路”上的很多经济体一起往前走。

　　正是源于经济开放政策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基于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提法，就以为国家政策向内转，这个理解不对。

　　如何理解下一步金融开放的目标

　　上述认知同样适用于金融开放。中国下一步要稳健推进金融开放，同时平衡开放和稳定的关系。客观来讲这是很多国家碰到的问题，过去40年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个上栽了跟头，它们确实放开了，但是都遇到金融危机。

　　当然，也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我们就不往前走，关键是怎么平衡。再退一步来讲，将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大海中的一艘巨轮，对金融的要求会很高。我们过去对金融改革有一个总结，经过四十多年金融改革，呈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大，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三是监管比较弱。这些问题将来要逐渐改变，才有可能将中国打造为一艘世界级经济大船。

　　“十四五”规划关于金融工作的具体目标，政府相关文件中有系统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要成为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二，在发展过程中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就好比往前跑的过程中尽量不翻船。

　　这两条目标我认为都很重要。金融开放恰好是实现这两条目标的重要渠道。金融开放的内容很多，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国内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在不断开放，而且成为过去几年中国坚持开放、坚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证据之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包括发放了很多牌照，取消了在国内经营股权的相关限制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落地非常明显。面向未来，金融服务业还将保持开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值得期待，那就是从正面清单的开放，逐步走向负面清单的开放。过去，我们列明的清单是哪些市场准入主体、范围、领域等允许进来，今后将转变为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除了明确禁止的领域以外，其他都对外开放。这是高标准的、世界级的金融开放模式。

　　另一方面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2021年为开局的“十四五”规划期间要做的事，也是中国下一步金融开放的一个重点。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好处，也可能带来风险，怎么平衡开放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

　　如何在金融开放中兼顾效率和稳定

　　资本项目开放当然要在未来让资本的跨境流动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自由，但同时需要保障金融稳定。如何做到？我简单说三个要点。

　　第一，要遵循、尊重改革的次序。有些事情没有做完不要轻易走下一步。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如果不灵活，就算把资本项目开放，将来还是要走回头路。这方面我们在2015年有过教训。

　　第二，要引进一些宏观审慎政策。开放当然好，但有一些过度的开放，比如短期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对金融稳定非常不利，能不能在初期就设置一些办法，避免风险累积到不可控地步？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说是下一步构建总体的金融稳定体系和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三，要有合理的、可接受的资本项目管理政策。这其中有一点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就是政府是否应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一些管制。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不太喜欢这种做法，因为管制肯定存在效率损失。我的看法最近有些改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市场机制成熟，跨境资本流动不会引发灾难性后果，当然不该管制，但是过去50年的经验是，很多国家放开以后最终引发了很大的金融危机。考虑到这种情况，这时候就不再是寻求最好的效率与忍受效率损失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忍受效率损失与应对巨大的金融危机之间的选择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本人会倾向于选择保留一些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以尽量避免巨大的金融危机，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效率损失。

　　归根到底，进行经济政策包括金融政策的决策，最后其实都是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权衡。很多最优选择存在于教科书当中，但在现实世界里，关键还是权衡利弊、做好自己的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演讲整理）